范緒箕（1914-2015）力學家、教育家、上海交大原校長
95歲時，他還在出版專著；100歲時，還在指導研究生，102歲時，還在發表英文論文。他一生未婚，以學生為骨肉，以航空救國為志業。耄耋之年，猶自游刃于科研之林，領銜沖刺航空航天科技前沿領域的研究，以生命挑戰人類從事科研年齡的極限。他一生篳路藍縷，獻身航空教育事業，見證了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的曲折發展，自身就是歷史，本人即為傳奇。他是一部“濃縮的中國航空航天教育發展史”。2015年11月21日6時48分，這部傳奇的史書緩緩合上了。
他是范緒箕，中國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，空氣動力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，著名的力學家、教育家，上海交通大學原校長。
2015年11月28日，上海龍華殯儀館送別大廳里，巨幅照片兩側掛著挽聯，“范為人師緒起航空一生報國箕星與日月同輝，學為泰斗桃李漫天百年精勤功績與蒼穹同高”，是其一生寫照。
航空救國夢
范緒箕1914年1月5日生于北平，時“一戰”爆發，日軍侵入膠州灣，袁世凱稱帝在即，家國動蕩。幼年時，他家境日隆，生活優裕，尚無從體會家國離亂。
父親范其光，為清政府選派的第一批留俄學生，留俄18年，專攻鐵路工程。歸國后，曾任中東鐵路局局長，兼任哈爾濱工業大學領導工作。母親李國奎，門第顯赫，出身李鴻章家族，為其長兄李瀚章長孫女，長于上海，從小接受中西合璧式教育。
范家兄妹四人，此后皆一時俊彥。姊范緒箴，俄文教師；兄范緒筠，后為世界半導體物理開創者之一，物理學家；妹范緒篯，曾任教北大物理系，妹夫謝家麟，中科院院士，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。
幼年時，范緒箕在私塾開蒙，從閻蔭桐先生習四書五經；后入英式教會學校，在當時京城最著名的四所新式學校之一私立崇德學堂，接受西式教育，與楊振寧、梁思成、鄧稼先等為校友。
10歲時，他隨父遷哈爾濱。15歲時，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校(哈爾濱工業大學前身)，習機械工程，接受俄式大學教育。
1931年，他17歲，“九一八”事變爆發，東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。經歷家國離亂，范緒箕目睹其父供職的中東鐵路成為日方的劫掠目標。為奪其控制權，日軍頻頻制造事端，武裝襲擊、殺人、縱火，時有發生。
兩年后，范家從長春去哈爾濱，途中遭劫掠，火車傾覆出軌，哥哥肩部中彈。事發時，日機在上空盤旋、轟鳴，俯沖，在人們驚愕中又飛掠而去。遭此凌辱，范緒箕憤怒異常。一個航空救國的夢想，在中東鐵路上就此扎根。
而在中國內地，“九一八”之后，日軍依仗戰斗機等現代武器長驅直入，國土淪喪，激起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斗志，“航空救國”已成為科學界、教育界的熱門話題。那些懷著“航空救國”夢的熱血青年中，有一個叫范緒箕，還有一個叫錢學森。
1934年8月，錢學森赴南京參加清華大學庚款留美公費生考試，投考航空機架專業，次年赴美留學，正式走上了航空研究之路。
這一年，在留美的哥哥資助下，范緒箕也來到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。1930年代的加州理工學院大師云集，愛因斯坦在這里過冬，摩根在這里獲諾貝爾獎，世界各地的科學新秀紛紛跨海而來。范緒箕在這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導師——航空學巨擘馮·卡門，并成為他赴美后第一個中國學生。
1937年，范緒箕獲得機械工程碩士學位，又繼續攻讀航空工程碩士。時錢學森從麻省理工學院獲碩士學位后，轉來攻讀博士。二人成為師兄弟。范讀碩士，攻飛機結構。錢讀博士，攻空氣動力學。二人同一師門，也同住一寓所，四年間結下深厚友誼。錢學森的努力鉆研給范緒箕留下深刻印象，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對待學術更認真、嚴謹。
此外，他與談家楨、袁家騮、盧嘉錫等時相過從，日后成為各自領域之大家，一輩子互為良師益友。
1940年夏天，范緒箕正專心致志撰寫博士論文時，萬里之外的祖國已是山河破碎。應母親“病危”急召，他來不及完成博士論文，就匆匆回國。
在淪為孤島的上海，他見到了闊別五年的父母。原來母親無恙，只是離亂之中思子心切。此時，中美客輪航路已斷，返美無期。他開始尋找地方，安頓自己的航空救國夢：一是錢學森推薦的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院，二是先期回國的談家楨相邀的浙江大學。
回國不到一周，他背著父母，搭乘即將停運的英國輪船，去往香港，又冒著日機襲擾的危險，從香港飛往重慶，再坐木炭汽車，去向貴州遵義，尋找西遷的浙江大學。
多年后，他向弟子形容西行景況：一向養尊處優的倜儻青年，一路目睹山河離亂，經歷千難萬險，一身虱子，仍堅持西行。
到達遵義時，已是1940年底。他被浙江大學聘為工學院副教授，不到一年便晉升為教授，由此開始了一生的教育事業。
令范緒箕苦惱的是，浙大沒有航空工程系，他只能在此教授材料力學。他記掛著導師交代的博士論文，但在落后的遵義，連電燈也沒有，遑論計算機、打字機。科研條件讓他焦慮，渴望找到一個更適合之地。
1942年8月，在赴蘭州參加工程師年會后，他應邀加盟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院，初涉國內航空工程研究。但在這個中國實力最強的航空研究機構，他發現自己參與的航空器材國產化研究，竟然是以竹替代鋁合金。戰時物質匱乏可想而知。
次年他又應清華航空研究所之邀轉赴昆明。他滿懷期待的心很快又涼了，這里的研究依然是航空研究院的老路數，只是研究材料換成了木層板。彼時“一窮二白”的中國現實讓他深知，沒有完整的航空實驗設備做基礎，航空科研、制造都將是“空中樓閣”。于是，他有了第一次科研轉向，潛心研究風洞，并決心投身教育事業，通過培養更多的航空專業人才為中國的航空事業奠定基礎。
抗戰終于結束，1945年，他應邀重返浙江大學，創辦航空工程系。又在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，白手起家，建成包括中國第一個自籌自建的3英尺低速風洞在內的教學實驗室。
風雨中的堅持
大時代的變革來了。1949年5月3日，杭州解放，軍管會把范緒箕推上了浙大總務長位置，全面負責學校的行政工作。三年后，當他計劃回歸專業時，一項更大的挑戰與變革來臨了。
1952年，全國高等院校大規模院系調整，調整的方向之一，是根據蘇聯的大學模式，取消大學中的學院，調整出工、農、醫、師范等學科，建立專門學院，或合并到同類學院中。航空系的調整不可避免。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國際局勢日益緊張，北方抗美援朝，南方臺海局勢一觸即發，當時的航空工業極為薄弱，亟待建設，對于航空工程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。1952年9月，中央確定交通大學、南京大學、浙江大學的航空系合并，成立華東航空學院籌備小組，范緒箕被指定為召集人。
他辛苦創建的浙大航空系還沒能扎下根，建立的實驗裝備還未能發揮作用，就要被拆走了，似乎一切努力付諸東流。但他來不及遺憾，忙著組織人員搬遷、安頓，把設備和圖書運往南京。
三系合并，工作千頭萬緒，范緒箕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兼教務長，在中山陵下選了一塊寶地，邀請建筑學家楊庭寶設計教學主樓，現代建筑學、建筑史學家劉敦楨設計校園，新校區基建工程不到兩年時間即告完工。1954年，新校區啟用。在教學中，他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與學科建設，特別是前沿學科的發展動態，使教學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軌。
1956年，國務院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，計劃開發西北，考慮到航空工業和航空教育的合理布局，華航西遷，更名西安航空學院，最后與西北工大合并。范緒箕費勁辛苦爭取的一塊寶地及其建筑規劃也落了空。7月，他被調至南京航空學院任副院長。
南航與華航一樣，同樣創建于1952年，最初是依托航空修理工廠，建起專科學校，其規模與發展規劃都由蘇聯援建專家制定，教員多從工廠轉來，并無教學經驗，學員多來自部隊。
上任伊始，范緒箕就遭遇了“九月事件”——部分學生了解到學校的教學水平和條件等同于中專，憤而上街游行，要求改讀本科。他到任后，迅速化解危機，順利完成了建院改制，將南航的教學水平從最初的蘇式專科學校，轉制成符合國情的大學本科。此后，他以任務帶科研，帶領南航踏上了無人機研制之路，建成了風洞等關鍵試驗設備，開啟了研究生教育，至1960年，南航被一機部確定為部重點高校。
在南航的23年，是他生命中的黃金時代，也是他經歷風雨最多的時期。他的經歷，和當時國家的政治形勢緊緊聯系在一起。
1958年，他在國內率先提出研制無人機。當時，只有美國和德國剛剛研制出無人機，這在世界軍事領域上尚屬新鮮事物。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的錢學森，認為無人機的構想非常好，建議根據國家現實的需要，結合當時導彈研制計劃所需要的靶機來研制。
這一年，中國正處于“大躍進”時期。8月，范緒箕帶著靶機研制任務興沖沖回到南航，沒想到一進校門就遭痛批。有人說，現在要大煉鋼鐵，師生都得參加，你搞靶機項目就是沖擊毛主席的大練鋼鐵。范緒箕說，大煉鋼鐵是一項群眾運動，航空院校的躍進，不應體現在小高爐煉鋼上。一批干部認為他是資產階級思想，是與大煉鋼鐵口號唱反調，于是白天晚上批斗，連批了兩天。
直到10月，南航劃歸國防科委領導，下達研制靶機的任務。范緒箕抽調人員成立了靶機研究室。11月15日，南海一號靶機試飛成功，打破了中國空白。
在大煉鋼鐵運動中，南航為了完成煉鋼指標，把暖氣管、大門都拆下來用來煉鋼。為了保護學院的資產，他把全校僅有的兩臺計算機和準備用于建造風洞的鋼材藏了起來，又引來一場更嚴厲的批判。好在一場出訪任務讓他躲過一劫。
此后，中國的政治活動愈演愈烈。從1965年開始，范緒箕被剝奪了領導權。1965年和1969年，他分別被派到江蘇銅山縣和句容縣參加“四清”及拉練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長達1年半和1年之久。
每天，他被迫接受工宣隊教育，打掃衛生，清理廁所，背“紅寶書”，晚上寫交代材料，天天掛著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的牌子。一個雪夜，工宣隊突然把他叫去，讓他交代在國民黨航空研究院時是否特殊黨員。他說不知道什么叫特殊黨員，他們上來就扇一巴掌，讓他到外面清醒清醒。他在雪地里站了一兩個鐘頭。
“文革”中的范緒箕仍是樂觀的。多年后，他和弟子們講起，最初造反派批斗的是南航的書記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又開始貼他的大字報，他每天晚上都去看大字報，看了一段時間，造反派就把他扣在教室里，不讓他回家。
直到1969年，軍宣隊進校，他才重新恢復工作。1972年，被任命為南航革委會副主任。
他在逆境中堅持工作，1970年10月，由他主持研制的高速風洞調試完畢，1971年，南航研制的長江一號無人機試飛成功。
科教春天里的改革
“文革”終于結束了。1979年，范緒箕調任上海交大副校長。次年，出任第36任校長。
彼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不久，國家的科教事業即將迎來發展的春天。交大在黨委書記鄧旭初領導下，積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，并在中央支持下，由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兼任校務委員會主任，以更好推動各項改革。范緒箕的到來，無疑如虎添翼。
范緒箕自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，對西方教育制度和模式有深入的了解。近四十年的教學管理工作，則讓他對高等教育模式有了進一步的思索。他認為，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雖只有百年歷史，但由于政治局勢動蕩，高等教育制度變化很大，并且總是跟著外國走，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。中國曾經全面學習蘇聯，這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。應取人之長、補己之短，結合具體的國情、校情，走自己的大學發展路徑。
在上海交大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養、學科建設、師資隊伍上，實踐其教育思想。
學科建設方面，他深知工程技術離不開科學之源，而科學的發展須遵循“分則深、深則通、通則合”的規律。初到上海，他看到交大這樣一所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融理、工、管為一體的著名學府，被拆解得只剩下工科，甚至變成以造船為主，深感痛惜。此后，他致力于使交大“理工結合、文理滲透、學科交叉”等工作：拓展方向過窄的專業，重建已有專業，把工科專業的拓展重點，放在發展電子計算機上；在理科領域，恢復重建應用數學系、應用物理系等；新建生命科學與技術系等國際科技界的前沿專業，率先建立起高性能的計算中心，從硬件上促進了各學科與現代信息技術的融合；為打破系與系的界限，提倡科研合作精神，先后主持成立生物醫學工程等六個跨系委員會。
在教學上，他倡導以課堂討論為主的啟發式教學，并強調動手能力的培養，建立開放性實驗室，恢復下廠實習。他還提倡選課制、學分制、導師制，壓縮必修課，增設選修課，鼓勵學生根據特長和興趣去學習。
范緒箕值得稱道的還有世行生培養試點。世界銀行貸款是中國第一個大學發展項目，旨在幫助全國28所重點院校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，提高學術研究能力。項目中有114萬美元用于出國進修及培訓費，上海交大是這批資助的獲益學校之一。當時國內高校出國深造的都是專業教師，他力排眾議，頂住壓力，主持選拔了38個學生出國學習深造。在思想禁錮的1980年代初，成為“破天荒”之舉。
為了給世行生落實學校，他專程訪問了美國、英國等高校，幫忙落實導師。為了跟蹤他們的學習情況，還專程去學校考察。日后，38位世行生都學有所成，卓然一家。
1980年代，在鄧旭初和范緒箕的主持下，交大在全國高校率先開展新校區建設，率先接受包玉剛先生1000萬美元捐款，建造圖書館，為高校引進外資辦學開了先河。
范緒箕后來回憶說：“全國來了解情況、學習取經的高校絡繹不絕。當時我們還受邀到處去講經驗。記得有兩個記者，一個是《光明日報》的，一個是《文匯報》的，他們倆天天來交大。我一上班他們推門就進來了，問道：‘范校長，今天教學上又有什么新動作啊？’”
三十年解甲不歸田
1984年3月，范緒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長一職，時年70周歲。
像他的導師馮·卡門一樣，他一生未婚。年輕時，也曾遇到心上人，可命運弄人，他們最終失之交臂。很多人為之惋惜，他處之淡然：“對于我的事業來說，或許是件好事，我可以不受家庭所累，隨遇而安。”
回眸70年，半世奔波拓荒，篳路藍縷，而事業往往在最緊要時，因外部原而放棄，且每一次變動總是從頭開始，留憾甚多。退休了，他終于有機會彌補缺憾。此后30年，他解甲不歸田，大隱隱于校，游刃于科研教學的自由天地間。
他的科研之路，始于1937年師從馮·卡門時，研究板殼的彎曲理論，在當時屬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課題。在戰亂中的中國，他潛心研究風洞。1958年，他率先主持研制無人機。1978年，他注意到，隨著飛行器飛行速度和高度的提升，由此而產生的“熱障”問題成為急需解決的新課題。他在國內率先開始熱應力理論和實驗方面的研究，完成我國若干戰略性殲擊機、導彈型號部件熱應力測量研究任務。
退休后，他直接領導熱應力研究室和實驗室開展研究工作。此外，他注意到隨著計算機的發展，中國研制導彈的氣動加熱計算也開始通過程序化完成，于是他在氣動熱程序計算軟件方面也展開研究，該項成果獲1999年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。
他在交大帶研究生，始于1982年左右。退休后，他向學校請求繼續帶研究生。在網絡不發達的年代，為了幫助學生查資料，他介紹他們到北京國家信息中心去查，還打電話到美國，讓親友們幫助復印資料、文獻，再郵寄回來。
生活上，他的學生領到的科研補助，比別人多一些，他讓他們飲食無憂，專心科研。辦公室里冷，他給學生買個皮馬甲。學生寫論文辛苦，他每天早上給帶兩個包子。每年春節前，學生們到他家里聚一下。他從不讓學生買東西，90歲的高齡，還親自燒菜。吃完飯后，也不讓學生收拾。
如此，他三十年如一日，每天工作六小時以上，以學生為骨肉，以航空科研為志業。
1990年代，他已80多歲了，每年都要去國外參加學術會議，把最新的科研動態帶回來。在國外，看到先進的科研儀器，他就借錢買下來，常常因不符合某種規定，儀器被海關扣留。
80多歲時，他開始學電腦。當時新出的電腦，操作系統正從DOS向Windows轉變，他不會用，就讓學生把從開機到打印的整個過程，寫在紙上。每天早上來，他拿著那張紙，一遍一遍地練。此后，他都是自己打字。寫論文時，打出來以后，讓學生用尺子量字體的高度。發表單位對文字格式有要求，他就嚴格按要求去做。
年事漸高，但他的思維仍然敏銳。每天，他關注著世界航空最新的前沿技術，并不斷根據由新技術產生出的新課題來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。
1996年，他注意到中國在設計航天飛機時，遇到氣動加熱的問題，于是他的研究重點轉向航天飛機的熱防護系統。中國神舟飛船使用的是燒蝕熱式防護系統，通過燒蝕的過程把熱量帶出去，這種方法讓飛船落地后，返回艙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燒過一樣。他研究的熱防護系統采用的是先進的納米材料，可以通過吸收和反射來隔熱，最大意義是可以重復使用，從而節省成本。
87歲，他出版《范緒箕論文選集》；90歲，出版《氣動加熱與熱防護系統》；94歲，他還帶著學生，坐著面包車，外出尋找耐高溫的陶瓷材料，先到宜興，又去紹興；95周歲，出版《高速飛行器的結構分析與應用》。書中公式非常多，每一個公式他都自己推導，再讓學生幫助校驗；98歲，他還向所在學院申請：本人曾培養出多名博士生，所帶的課題組一直承擔著多項科研項目，目前身體狀況良好，還希望指導博士生。
100歲時，他仍是每天早晨7點起床，8點半到辦公室，工作到下午3點鐘。直到2011年，他晚上回家時，摔了一跤，左腿不如以前，就每天坐車去辦公室。2015年，他仍躺在醫院里，仍不忘工作，仍有英文論文發表。
百歲華誕時，他曾自稱：“我的一生沒什么傳奇，如果說真有傳奇的話，那就是我還活著，人生如同驢推磨，我就是這小毛驢，雖然力所不及，道路也不是很平坦，經歷了風風雨雨，終究還是走過來了。”
對于長壽之道，他這樣總結：簡單生活，淡泊名利。“我的座右銘是：‘拋卻過多的欲望，保持內心的平衡’。我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我的工作上，所以我的生活，我的想法會變得非常單純。”
雖然，早在1955年，新中國第一次教師職稱評定中，他就被評為一級教授，是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級教授。他門下桃李灼灼，也不乏兩院院士。但他沒有院士頭銜，也從未主動申報過獎項與名譽。2001年，他榮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“科學與技術進步獎”，也是民間發起，學生推薦。
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，“我這一生碰到好幾個有名的人物，個個都比我強，我不能和他們相提并論，除了哥哥范緒筠，還有錢學森、前臺灣行政院長孫運璇、黃玉珊等人。我大半生都跟著他們在一起，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們，索性就不和他們比，但我也不自卑，感覺自己盡力干就行了，想到這里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可能正是這個原因，讓我的心態相對比較平和。”
2015年11月21日，范緒箕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，享年102歲。十余小時前，他還打電話給弟子汪激，詢問一臺舊儀器的去留問題。
生前，他曾談及生死觀：我沒家人的牽掛，對錢也不吝惜，只要自己夠花就行。如果我死了，我愿意捐獻器官，只要能用，其他的就燒成灰，種在一棵樹底下，還可以養樹。
節選自《航空報國 杏壇追夢——范緒箕傳》，參考《錢學森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》等，及財新記者采訪內容。
來源：財新網，作者：謝海濤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