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時代以來，文化建設被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。這個“新的歷史高度”，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，“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‘四個自信’”。“四個自信”前有一個帶本質屬性的前置限定詞，那就是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”。分析這個重要論斷，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。第一，“四個自信”不是其他什么自信，而是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‘四個自信’”。第二，“四個自信”都是以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”為前置限定詞，這里的“文化”與“道路”“理論”“制度”一樣，都是關涉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”全局的。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，很關鍵的一點，就體現在“四個自信”的整體結構上，體現在與其他“三個自信”的關系上。可以說，從“三個自信”到“四個自信”，絕非簡單的形式上的量變，而是帶有飛躍性的質變。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，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說，“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，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。”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較早公開提及文化自信，很明顯，一開始就將文化自信置于“最根本”的地位。那么，何謂“最根本”？2014年12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時提出，“五千多年文明史，源遠流長。而且我們是沒有斷流的文化。建立制度自信、理論自信、道路自信，還有文化自信。文化自信是基礎。”沒有厚實的地基，就不可能蓋出高樓大廈，即便能，也將是危險的。文化自信就是其他“三個自信”的基礎，沒有文化自信這個基礎就沒有其他“三個自信”，這就將文化自信“最根本”的地位給明確出來、凸顯出來了。“基礎”這個詞，成為后來定位文化自信與其他“三個自信”關系的一個基點。2016年5月，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，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，“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”7月，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強調，“文化自信，是更基礎、更廣泛、更深厚的自信。”也正是在這個重要時間節點，“四個自信”正式提出。11月，在中國文聯十大、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，“文化自信，是更基礎、更廣泛、更深厚的自信，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”，這一“六個更”的完整表述出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與“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”相對應，還有一個正式表述“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”，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提出來的。我們可以這樣理解，比較級的“更”是與其他“三個自信”作比較時的表述，單獨表述時就可以用最高級的“最”，二者并不矛盾。“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，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”，這個重要論斷是論“四個自信”特別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材料。與這一重要論斷相關聯，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如是表述，“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，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。”文化自信在“四個自信”中具有“最根本”的地位，除了與其他“三個自信”相比的“六個更”，還有更深層次的意蘊。“更基礎、更廣泛、更深厚的自信”也好，“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”也罷，都是將文化自信與其他“三個自信”作相對而言的比較，而“其本質是”“說到底是”則是說，文化自信內在于其他“三個自信”，是其他“三個自信”的本質所在、根本所在。可以說，其他“三個自信”是文化自信的表現形式，文化自信則是其他“三個自信”的文化底色、價值底蘊、雄渾底氣，對于其他“三個自信”具有統領性作用。
從“三個自信”到“四個自信”，增加的文化自信與前“三個自信”并非簡單并列的關系。為了加深理解，我們舉例來說明。比如，德智體美勞的“德”不僅是智體美勞之首，更是育人的“根”、育人的“本”。德與智體美勞四者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，而是以德來統領智體美勞四者。由此可見，并列并非就是同一層次的簡單排列，還可能是不同層面的立體架構，這就需要我們找到其間的內在關聯，找到那個具有統領性的元素。“四個自信”中的文化自信，與德智體美勞中的德一樣，都是那個具有統領性的元素，都是“綱舉目張”的“綱”。
來源：2025年4月1日《新疆日報》
